我為什麼走上寫作之路 - 池元蓮 (丹麥)

年輕的時候，我並不感興趣做一個作家。那我為什麼會走上寫作之路？

2013年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大會 歐洲華文作家合照。右起1：池元蓮、歐華作協永久名譽會長趙淑俠(左5)、麥勝梅(左2)、朱文輝(左4)、郭鳳西(左6)    

今日回顧過去，我領悟到，一切在冥冥中已安排好，一條寫作的河流會在我的人生裡出現；而且，河流的源頭早在我的童年時代已經開始。

我六歲的那一年，我的父親教我唸我人生的第一首詩，《荊軻詠》；教我唱我人生的第一首歌，一首爽朗活潑的德國民歌。這首啟蒙的詩、這首童年的歌替我幼稚的心靈打開了兩道天窗，讓我感受到中華文化的文字之美，也引發了我對西洋文化的嚮往。

長大後，我把生命力集中在「活」人生之上：讀書、做事、求學問都集中精神，認真地去做；但我從不忘記，活的另一面是玩，我玩起來也認真，全力以赴。認真活人生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銘，它伴我走遍天涯，替我爭取到多色多彩的人生經歷，是我日後寫作的泉源。

寫作之支流聚集成河，是在我從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來到丹麥之後發生的。當年，我是第一個在丹麥本土與丹麥人結婚的中國女子。我發現當年的北歐人對中國的一切都陌生，這個發現促使我從事英文寫作。於是我開始用英文寫報導東方的散文，投到丹麥最大的日報，報社把我的文章翻譯成丹麥文刊出。同時，我又開始寫英文短篇奇異故事集，在星加坡出版。

寫作之河波高水快，使我陶醉其中，隨波而去。一眨眼，二十年的光陰過去了。

一九九O年是我寫作的大轉捩點。是年我到美國探望我的母親和姐姐，在她們的家裡看到《世界日報》，驚喜發現副刊裡面有那麼多的華文作家的文章。與之相比，丹麥簡直是個華文的沙漠了。我在驚喜之餘又產生惆悵感，自覺在歐洲的年頭裡，我與華文文化飄離太遠了，歸根之念悠然而生。

返回丹麥之後，我向一家中國餐館的主人取得臺灣《聯合報》的地址。從那時開始，我的寫作之河轉了個大彎，流入華文的海灣，水流通暢，河面漸寬，中文書本跟著問世。

二OO一年又是決定性的一年。一天，我在哥本哈根收到一封來信，是世界首席華裔性學家阮芳賦教授寄來的。他從美國加州返臺講學，在一個出版社看到我的一本女性文學的書稿，立刻決定邀約我替他所創立的「萬有性學文庫」撰寫一系列的書。

我把阮教授的邀約看作是一個挑戰，欣然同意。結果我替文庫寫出來的書被看作是知識、智慧和經歷結晶而成的生活創作，廣被網站連載及轉載，也被多間大學圖書館收藏研究。

從二OO六年開始，我的寫作之河轉入一個狹窄的灣。我的丹麥先生奧維被醫院診斷為患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Lou Gehrig's Disease），他的生命僅剩下兩至三年的時間。為了照顧他，我的寫作量大減。

奧維在2010年去世，我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這是他自己的願望，因為我們兩人年輕時是在一首遠洋郵船上邂逅的。

我把奧維送返大自然以後，就在家裡伏案寫作，把他的恐怖病症、他的死亡、我們年輕時的海上邂逅、四十年的中西婚姻生活，寫成一本自述式的小說:《丹麥之戀》，由台灣的「印刻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了。

從此以後，我一個人撐著獨木舟，繼續在人生的大河上往前行，我的隨身行李是寫作。 我僅希望前途不會再有暴雨狂風的出現，小木舟能順風往前行，平安到達最終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