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曾怎樣介紹中國 - 池元蓮 (丹麥)

回顧過去數百年的歷史，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曾經有過三次歷史性的接觸；三次都是歐洲人主動前來叩門。訪者返國後，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向歐洲人介紹中國，使得歐洲人對中國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時代看法 : 從仰慕到崇拜，從崇拜轉變為輕視。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54–1324) 

仰慕

第一個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歐洲人是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54–1324)。馬可波羅是13世紀的人，時逢蒙古帝國時代，蒙古人在絲路上設立驛站，派兵防守，絲路上的交通變得比以前安全；於是，歐洲商人開始東來經商。馬可波羅出身於義大利威尼斯商人世家，他於公元1271年隨同父親和叔叔經由陸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燕京 ( 燕京是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稱它為Cambaluc。) 年紀輕輕的馬可波羅長得聰明伶俐，學會了好幾種中東語言，對事物的觀察力強，甚得元太祖的歡心，於是被派去管理鹽業，又到今日的雲南、福建等地去做考察。他替元太祖服務了17年之後返回歐洲。

馬可波羅回到在義大利，正逢義大利的城邦國發生內戰。 他在義大利北部的熱那亞(Genoa)港被捉去坐牢。他在監獄裡遇到一個名叫Rustichello的監犯，是 一個當年寫長篇小說的作家。馬可波羅把他在東方二十多年的經歷講給這個同監監犯聽，後者把之抄錄成書。全書於1298年完成，原名是: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世界描述)；後改名為《馬可波羅遊記》。此書一出就成為當年歐洲的熱銷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後來，歌倫布出海找尋新大陸也隨身帶著一本。

馬可波羅在遊記裡把中國稱作 Cathay，描寫得引人入勝，使得當年的歐洲人都知道，在那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名叫Cathay的國度，那裡有很多繁榮的城市，人口密集，市場充滿珠寶玉石。那裡的人穿著絲綢做的衣服，講究禮貌，尊敬父母，拜祖先，向死人燒紙錢，還使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來燒火 (即炭)。如此這般的神奇描寫，讓當時的歐洲人聽得著了迷，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西方歷史學家認為，從8世紀到13世紀 ，中國在文化，經濟，生活水準，技術等各方面都遠勝歐洲。怪不得，中世紀的歐洲人對馬可波羅筆下的Cathay仰慕不已。

但是，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直接接觸要等到海上航線的出現才能實現。

崇拜

從歐洲到東方的海上航線在16世紀出現了，是葡萄牙航海家達迦馬( Vasco de Gama 1469–1524 )發現的。歐洲商人開始從海路向東方發展，先到達南洋群島，然後於1514年到達中國的南方海岸。最初是葡萄牙人占多數，然後西班牙人 、荷蘭人、英國人等都紛紛加入東來的行列。

義大利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商人的後面，傳教士接踵而至。

17到18世紀中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一批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 (TheJesuits)。他們被西方歷史學家稱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這些天主教耶穌教士把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 17世紀是歐洲的發現時代 (The Age of Discovery)。數學、天文學、解剖學、望遠鏡、顯微鏡、牛頓的《 原則論》 (Principia)等都是這個發現時代的產物。故此，耶穌會教士是一手拿著宗教，另一手拿著科學而來的。在一百年之內，他們用中文出版了380餘冊有關天文學、數學、地理、醫藥、倫理等各方面的科學性書籍。可是，這些科學著作對當年的中國有多大的影響，尚待後代學者的研究。

另一方面，耶穌教士把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導致漢學在歐洲興起，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文化產生崇拜感。這批中西文化交流拓荒者到了中國，首先以身作則，接納中國文化。他們學會說流利的官話(今日的國語)，還能看能寫中文，有的甚至對四書五經也有研究，可隨口引述。他們改穿中國學者長袍或者是朝廷官服。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向中國皇帝叩頭。

這批博學多才的傳教士不斷地寫報告回歐洲，報導自己對中國 的第一手印象，以專題論文方式印刷出來，傳給歐洲學術界和重要私人團體閱讀。其中以義大利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為最有性的人。

利瑪竇去世前把他在中國28年所寫的日記編成一本書。他把書的名字名叫做: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Expedition to China (基督徒遠征中國史)。書名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教意味，但書的真正價值在其內容。利瑪竇在書中有系統地描述他對中國的地理、產物、工藝品、風俗、倫理、教育系統、政府制度、宗教思想等各方面的看法。書的原文是意大利文，再翻譯成拉丁文，於1615年出版；其時利瑪竇已去世五年。該書跟四百年前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樣，一出版就成為熱銷書，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西班 牙文版等相繼出現。因此，歐洲學者視利瑪竇為繼馬可波羅之後，第二個報導中國的人； 同時，他的著作證實了，馬可波羅的Cathay就是中國。

耶穌教士對儒學的介紹也很得人心。他們解釋說: 儒家學說是一種智慧和倫理的制度，一種道德教條，與基督教根本沒有衝突; 中國人把孔子當作一位偉大的老師來崇拜，而且崇拜的儀式並不是宗教儀式。 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傳入歐洲，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產生興趣，開始研究中國的歷史、政府制度、考試制度、孔子學說等。於是，漢學興盛一時，而且還掀起了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崇拜熱。就以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為例。

伏爾泰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他在其名著《道德隨筆》(Essay on Morals)一書中如此稱讚中國: 「中國人的容忍是最大的美德; 整個中國是 一個大家庭; 乾隆皇帝是一位哲學皇帝; 中國的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者，從事修路、築橋、疏通運河等替人民造福的公共工程。」

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熱在18世紀末期達到頂峰後，很快便消退。

輕視

從18 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逐漸轉變為輕視。轉變 的開端發生於1793年。 是年，英國皇帝派使者Macartney (馬凱爾尼)到北京，目的是要求在中國北方增開商埠通商。英國大使本是抱著滿懷尊敬而來的; 他領著90 多人的使團，帶了600大箱的華貴禮物，由200匹馬和3000名苦力托拉進城。可是，中西雙方的文化思想有天壤之別，事情演變成一場文化衝突。

乾隆皇帝要求馬凱爾尼向他叩頭。馬凱爾尼拒絕，他只願向乾 隆皇帝行跪一只腿的西方朝廷禮，因他是英國皇帝的大臣，本著平等態度前來拓展通商。乾隆皇帝對跟外國人通商毫無興趣，揮手叫英國使團回家去，說 :「中國地大物博，對蠻夷的一切無所需求，給了你們廣州做商埠已經是皇恩大賜。」

馬凱爾尼帶著他對中國的看法回國去，向英國皇帝稟告: 「中國帝國 是一艘又老又瘋的一等戰船。她可能不會立刻沉沒，破舊的船身可能漂流一段時間，終於會被沖到岸上，粉身碎骨，永遠不能從舊殼重建。」這個對中國看不起的觀念形成了歐洲人日後對中國的輕視態度。

中西文明的衝突

過後的一百年，清朝與西方斷絕往來。在這一百年裡，中國文明處於靜止狀態，變也只是在傳統範圍之內變。相反的，歐洲文明卻往前跑了一大段路 : 工業革命在這段期間發生；科學、航海技術、武器和戰船的製造突飛猛進。同時，一本對歐洲文明有極大影響的書在此時問世，那就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的 《富國論》 ( Wealth of Nations )。這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書，幫助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這樣，軍事主義和資本主義聯起來就是當年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 一場中西文明的衝突已在醞釀中。

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對不平等條約時代的割地、倍款 、開租界等國恥是心疼難忘的。今日，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當年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一場不可避免的中西文明衝突。中華文明是一座堅固的大山，西方文明則是一個波濤翻滾的大海。大山跟大海相遇，當然會發生驚濤拍岸的情景。中華文明也因此再度進入激烈變化的階段，這個變化階段延續到今日還沒有結束。

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隨著歷史時代而改變。中華文明跨越數千年而長存不滅，主要原因是它具有極強的文化同化力，能吸收外來的元素，把之同化為己有。因此，中華文明大地的土壤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繼續不斷地培養出燦爛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