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莫老是從在中央日報寫專欄開始，那時我們的名字（謝盛友筆名"華驊"）經常在同一個版面，有時不分左右，他高高在上，而我給他墊底；有時不分上下，我們倆相互左右。直至2002年他擔任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後，他才知道我的真名，此前他一直稱呼我華驊。

過去二十幾年的文緣互動交往，老哥哥仙風道骨的身影，平易近人的作風，在在令我感到親切而時時願意豎耳傾聽他講述南京老家和隨軍渡海伴著台灣走過風雨飄搖那個老年代的故事，裏頭也有我父親曾經走過類似的腳步，也有我年輕時見證過的一段苦中帶甘之歲月。

驚悉92高齡的莫老仙逝，深感悲痛，發一篇10年前的採訪稿，略表懷念之情。

德國華文作家謝盛友近日接受德國電台Echobreed的專訪，分享了他從北京到柏林，再到巴伐利亞邦北部法蘭肯的非凡旅程。作為作家、出版商、政治人物和成功的小吃店經營者，他談及了跨文化生活的挑戰與機遇。

如果說美國好萊塢是造夢工廠，那麼柏林國際電影節就是造夢的節日，是記者、製片人、明星、觀眾攜手營造夢境的十一天，讓人亢奮，沉醉，流連于遠方必有詩意中。每天穿梭于通往柏林電影宮的霓虹大道，燈火最為輝煌處，兩側地燈投影一棵棵樹影變幻斑斕，雪花和流動的冰淩飄起墜落，婆娑起舞，聚光燈下紅地毯上的亮相，圓了多少明星和電影人的夢，粉絲追星的瘋狂尖叫，更加濃郁了夢中的氛圍，共用一個童話世界的美妙，正趕上中國狗年春節，兩個節日疊加喜慶歡愉，一時間如夢中穿越東西、五洲四洋，遊覽世界璀璨文化，古今歷史畫卷，腦洞大開，趕場疲憊而快樂。

我小時候住在非洲衣索比亞 (Ethiopia)，當時那裏很落後，去電影院更是一種奢侈的享受。記得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唯一的一家戲院是座宏偉的老建築，擁有很高的天花板，華麗的裝飾和特別豪華舒適的座椅。有一天晚上，爸爸帶我去看了《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1965)。

我們從2022年底開始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劇作《車站》，這部作品與他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過去他的小說多經由法語譯介到土耳其，而這次則是他的劇作首次由中文直接翻譯成土耳其語出版。正因如此，高行健的版權代理人以及土耳其出版社都格外重視，這對我們來說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時時提醒自己，必須力求「信、達、雅」。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成語，我們往往反覆推敲。隨手舉個例子，「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如何才能讓它在土耳其語中保有原文的俏皮與深意？這只是翻譯過程中，我們所面對的眾多文字難題之一。

當我完成這本書時，回首動筆之時，已是整整四年過去。在這四年中，我查閱了所有我能夠獲得的有關外公的資料。由於身在德國，對我來說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好在當年出國時，母親把三本外公的書交給我帶上。雖然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因忙於生存、家庭和自己的小說創作而無暇顧及到去看它們。但是它們一直伴隨著我，幾次搬遷都帶在身邊。以致於到了我甲子之時，它們突然便成了我通往外公內心和一生的通道。

我創作極嚴謹，兢兢業業，詞藻用字小心，50年來只寫出近120首詩，亦承幸洛夫先生抄錄拙詩近51首佳句30餘則。洛夫先生曾兩度寫序，希望我早日出版《方明詩作 洛夫書法》，唯我拙藏了18年，低調渡生，今霜染双鬢，喜愁不語，而付梓此册，獻寄<洛夫文學館>，其餘心境如風。

二００一年，遷居荷蘭聖安哈塔村。家裡有一塊約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園；一個五十平方米的天井；屋前有兩個花壇，每塊約三平方米；屋後另有一塊狹長型菜圃，約三十多平方米。土地面積雖然不大，卻讓我與大自然植物界直接對話的夢想生活，有了延續。